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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日志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10-04-06 14:57:46|  分类: 三年自然灾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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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3000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年12月4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2700亩,牲畜132头,羊2000多只,猪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311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9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30%,大队调走20%,生产队留下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1960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1958年平均亩产250斤,1959年平均亩产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年初共有381户,1787人,其中劳动力521个,耕地2850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头,减少到160头,羊由463只减少到75只。原有猪78头,到1960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112辆减少到56辆。1958年粮食总产量54万斤,1960年只有19万斤。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19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而这可怜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5-10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岷县志》(1995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多人,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1961年甘肃粮食情况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74.5     7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万零920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斤计,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月下旬就饿死了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2-2和表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地   区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 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 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 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 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 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2-2,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14.2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85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43万人。这样,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40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2-2中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为46376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市  县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 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据表2-4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省饿死人66.67万,少出生人口80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70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1961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2.3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年8月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万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人,断炊1876户、8782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年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万斤,州上仅给110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斤,口粮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县上给了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年至1961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岁的时候(1999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年、1960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小队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户,留下孤儿100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书的照片: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从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128人当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23户,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35户,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97人,合并蛔虫症的93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700人,每天饿死30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7人全部饿死。7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

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1961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6口人,今寺子赵家山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当然,这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1960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恢复到1959年的征购水平。

表2-4   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度    征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1965    455      844      1299    57.47     

1966    526      833      1359    54.96     

1967    527      802      1329    23.54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361页。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进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5月20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6208万斤。销售量每天平均达110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5月份,粮食供应面达45%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10%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65%。由于1958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区从1958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1959年8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637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银元272枚,铜404斤,布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2000年8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2月9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19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327个(初级社)变为644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1195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160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中有16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1960年4月20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20世纪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1958-1960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80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1,口粮一律按6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16进位,6两即10进位的3.75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1.25两),每月2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9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逄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1961年2月27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10869人,其中集训6105人,特训的4764人。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1962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1962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例,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更为严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报给甘肃省委的。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没有反映问题。

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给下面的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五风’是上面刮起来的,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执委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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