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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日志

 
 

第十四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2010-04-06 15:14:53|  分类: 三年自然灾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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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 。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平均每两年一次。 从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 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0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 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11个年头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6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年的成灾面积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粮食产量却比1960年高出2.8%。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1959-1961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             干距平百           旱分率        等(%)  级旱    期 一般旱      重旱或大旱
连续三个月以上连续二个月连续一个月 -25~-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山东1959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 从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图15-1  1951-1990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0页。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15-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15-2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15-2  1950-1990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3页。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15-3。可见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5-3)
图15-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41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降水生产力” (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 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4)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14-4中可以看出,从1958-1961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6页。

5,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5)
图14-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9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2005年8月30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196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价。
表14-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2度站(涝) -1度站(偏涝)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为偏旱,5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其中(-2)度的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15-4显示,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 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60个“-2”(即涝),又有60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2度站占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18000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苏共20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20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18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1958年11月23日,第一枚苏制萨姆-12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6套发射器、62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1959年10月7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两党决裂势不可免。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达到了每5分12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线。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1960年11月5日到12月8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1961年6月19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
1961年4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1961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1961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1960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记载共有11笔贷款,总额为56.76亿旧卢布。 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一书中记载的贷款6笔,总额为14.861亿新卢布(折合66.117亿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 。而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1960年7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156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项,共304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79亿卢布。 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苏联向中国提供66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48%。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则不到3.3亿旧卢布。
表14-4  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   (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   (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计   68.713 66.163 62.88 (约32亿) 3.283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1965年全部还清。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1958年就跟中国要了50万卢布。1961年2月2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14-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    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66.7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15-6中可以得知,从1960年到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17.36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2.3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164.9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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